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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一千二高了点儿，一千如何？要是同意你就跟我走。”那人说话倒是很爽快。

    “一千的话就不能扣伙食费了。”我在讨价还价。我觉得这是个机会，但也不能离自己要求的太远。

    “行，跟我走吧，我车在那边。”他思索了一下说。

    “我的行李还在百姓旅馆，麻烦你的车从前面绕一下，我取下行李可以不？”

    “没问题。”

    这个人就是我的新老板，真名就不提了，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我就随便给他取个名字叫“付成”好了。

    我的老板付成，一个初中都没念几天的人，办厂前还是个混子。其实这厂子也不是他办的，是他父亲办的。他父亲我们后来都习惯性称他“付老师”。

    从称呼就可以看出，这是个老师，一名退休了的小学老师。

    付老师生了一男一女，女儿倒是争气，上了中专，读的是财会专业，毕业后在市某行政部门上班。可这儿子就是个混混，整天不务正业。付老师看这样混下去不行，得替儿子搞个行当，否则到时媳妇都娶不上，于是就有了这个厂。

    付老师说，办这个厂子自己吃了不少苦。当初什么也不懂，看别人做小玩具他也跟着做。自己不懂就到处找，从别的厂子挖来个懂技术的师傅，带着几个工人做。那时的产品太好卖了，供不应求，根本不愁卖不出去，就是愁做不出来。

    付老师这样轻松地描述说：白天从市场上买回材料，一晚上就让工人赶出来，第二天早上送到市场上给摊主，然后又买材料回来做，全是现钱。本加利，资金积累得很快，工人很快由五个变成十个，由十个变成五十个，头一年就赚了五十来万；第二年就更厉害了，赚了三百来万；第三年，也就是我去的那年，就已经有了千万资产。机器设备也由最简单的切边、缝制等原始的变成注塑机。看过注塑机的人都知道，这种机器一台就要十万元左右。我去厂子里时，他们光注塑机就已经有二十几台了，后来还陆陆续续添了好多台。

    当时，按这种规模，在义乌已经不算是小厂了，比那些手工作坊的工厂已经强很多。这付老师毕竟有文化，还比别人早行一步，注册了商标。

    我进了厂子后被安排当付老师的助手，没有具体分工，一切行动听老头子安排，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比如整理仓库呀，打扫厂子里卫生啊。后来我看这样下去不行，这简直就是把我当勤杂工使用嘛。我便想不能光听这老头子的，得自己给自己找活干。于是，我就给老头子讲大道理，照本宣科，讲企业的管理制度。

    老头听我说得也对，就让我着手细拟每个车间的车间管理制度。这样我才抽身远离了勤杂工的活，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忙碌起来，从书上抄抄摘摘地整理各种制度，整理完后又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抄在大纸上，最后装在相框里挂到各个车间的墙上。

    付老师看我整理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，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，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大学生身份。我自打进厂以来，从来没有人问我要过毕业证书看，他们潜意识里对这个文凭根本不关心。他们只关心你好不好用，有无可用之处，好用就留，不好用就让你走。

    其实这种事一点儿都不难理解。因为当时大多数义乌工厂老板，并不是把工厂当企业来办，而是当挣钱的一种营生手段，能挣多少算多少。就像那些乡下的手艺人，做完东西就拿到街市上去赶集，卖完回家再做，想法很简单。

    对于我这么一个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来说，大多时候只是个摆设，代表厂里有这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，也是一种文化需求。他们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企业文化，什么又叫企业管理，更多的精力全放在车间师傅身上，每天产量是多少，每个产品工价是多少，产品如何仿造得更好……诸如此类很实际的问题。现在想想，我觉得他们当初做得很对，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，才能以最大的能量最快的速度产生效益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是指2000年前的义乌工厂，2000年后，工厂主们也见多识广了，开始陆续思索工厂与企业的经营、管理模式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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