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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又到了春节，令人生厌而又无法逃避的春节。从1998至2001年，我就没过过一个开心的春节，全是垃圾透顶的日子。

    以往大年三十，母亲都要亲手做上十几道菜，摆满整个八仙桌，全家人围着吃，多少有几分喜庆。这个年三十，母亲擦干泪水，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，要给我们兄妹俩做年夜饭。妹妹哭了，死活不让母亲动手。母亲说：“小梅，大过年的不能哭，哭是不吉利的，我们要笑，这样你爸在地下才会安心。”

    我没有出去打牌，陪着妹妹做了一桌子菜。我们一人做一道菜，都是用肉混炒各种蔬菜。我们做不了母亲的那些花样来，也做不出母亲那种口感来，但我们做出了一道道家的温暖。母亲笑了，由衷的微笑，久违的微笑。妹妹在摆碗筷时特意摆了四个人的，我明白妹妹的心思，但后来被我偷偷撤下了。我不想勾起母亲的痛苦。

    吃过年夜饭，我们全家人围着电视看春节晚会，我们听宋祖英的《越来越好》，看赵本山与范伟的《卖拐》，笑声短暂地冲走了每个人心头的纠结与郁闷。然而只是短暂地摆脱，当关上电视机后，一切就又卷土重来，在深深的夜里折磨我们，像冬天绵绵不绝的黑夜。

    父亲，你在陌生的地方过得好吗？你那里是不是很黑，就像我们的夜晚一样黑，黑乎乎的，黑得深不见底？

    父亲，我们想念你，牵挂你在2001年的第一个凌晨。

    父亲，我刚才听了江涛、韩磊、满江唱的《好男儿》，我也想做个好男儿，你要相信我。

    下半夜三四点钟，我在模模糊糊中睡去，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，梦见我考上大学了，父亲很开心。

    正月初三，隔壁吴婶与我母亲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子上聊天，我坐在家中读余华的小说，她们的谈话清晰地传入我耳中。起先，吴婶是在劝我母亲不要因为我父亲去世的事情过于伤心，慢慢又将话题扯到了儿女身上。母亲的话语中透露着对我的关心与希望，难免又流露出更多的担忧。

    吴婶对我母亲说：“你们家两个孩子比我们家还是强多了，我们家那个儿子你是知道的，媳妇娶不娶得上还是个问题。还有绿叶，唉，够烦心的了，绿叶哪能同你们家小梅比呀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……”

    吴婶走后，我问母亲：“绿叶怎么了？”

    母亲说：“绿叶在江苏打工时跟江西弋阳一个男人好上了，去年结的婚，这边也没办酒席，男方只给了绿叶家一万元彩礼。听你吴婶说，现在绿叶那边的公婆对绿叶很不满意，要求儿子同绿叶离婚，也不知离了没有，你吴婶正为这事烦心呢。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吴家不是让吴老实先娶上老婆再放绿叶出嫁的吗？怎么这回又同意了，而且还是远嫁到江西？”

    母亲说：“能有什么办法？不同意的话绿叶死活要跟人家走。真这样的话，到时一分钱彩礼都拿不到，白给别人家养这么大一个女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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